诗与歌二重唱,相互赋予灵魂 阅乐书店X马世芳

七八零年代时,诗与歌,一个被大众视为具文艺气息、难以理解的创作,另个则较世俗、易驾驭,各有一群人拥护;于是,在二者被融合之前,受众们很难想像它们竟能如此契合。跟着旋律,诗彷彿就被赋予另种能量,能将所有情感诉诸,毫不费力,也不再僵硬。

今晚,书沙龙要分享的主题,马世芳跟叶云平一致认为,这是个难以用一晚就讲透、听透的题目。原因就在于讲者跟听众,都能同时透过音乐跟阅读,回到那年我们的民歌年代。诗与歌、诗人与歌手、诗词与歌词….,这些连结都能体现,诗歌的关係是多幺宽广,影响的深度到现在还无法完全彻透。

民歌41的今年,我们回溯到1975年(民歌元年),文艺青年杨贤首次把余光中的诗唱进了歌曲,甚至赤手空拳,在毫无资源下于中山堂开了首场演唱会,这对当时,着实是枚震撼弹。不过,从此歌曲有了新的开展,而诗,则拥有了个归宿;两者搭在一起,不只惊艳,我们说,是绝配。原因无他,诗与歌的结合,给了当时喜欢阅读、好听歌的文艺青年们另一种选择。毕竟当年,文艺青年总沉溺在摇滚乐给的狂放,或是外来音乐给的激情,邓丽君、凤飞飞等歌手便始终无法满足他们。民歌的出现,就给了他们一个场域,是可以用自己的语言,用平时就在阅读的书,唱出属于他们的心声。而这就像有神奇的感染力一样,爆发出来,在那个年代就无法停止,甚至,至今仍在人们心中缭绕,无法忘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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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着,李双泽的出现,更是为民歌开启了另一种面貌。有别于杨贤的文艺,李双泽在八九个月的创作中,展现了专属台湾年轻人的草根性,尤其为好友蒋勋谱曲的《少年中国》更是造成轰动,成为传唱度极高的歌曲。1977年,金韵奖的开办,更是让许多年轻人疯狂地投入民歌创作,王梦麟、李建复就可说是金韵奖的代表人物。尔后,唱片界的商业介入,无非是更扩大了这些歌手们的舞台。有些人说,这些唱片公司破坏了原本的和谐,自认有钱地强加资源在这些歌手身上,但我们不得不承认,就是这些资源,让民歌再接下来几年能更大鸣大放,给了他们实质的助力,让更多人听见,也扩大了听众的族群。或许就是这样的互助,台湾唱片市场的窘境稍被纾解。年轻人渐渐愿意相信娱乐界,还是保有一些纯粹,而非一味地灯红酒绿,这更鼓舞了许多有才华的年轻人,一起闯出属于台湾娱乐市场的大业。

不过,诗要加进曲里,这件事,确实有难度,就看唱者如何诠释。金韵奖第一届获奖人范广慧就曾提到,将徐志摩《再别康桥》入进歌里,就许多面向来看,并不容易,毕竟这故事无人不知,唱者必压力十足。但对她来说,这些诗句让她的演唱更有画面。想像着在河面上、看着夕阳的徐志摩与陆小曼,便能不由自主地投入感情唱进去,更深挖出属于她自己的情感。而另一位民歌手王海玲则更大胆地挑战了《偈》,这诗郑愁予将它写得晦涩难解,夸张点来说,根本无人能意会。但透过了王海玲美妙的歌声,歌曲奇蹟似地便得能使人朗朗上口,传唱度极高,之后更成为当时大家最耳熟能详的歌曲之一。

随着时代的推演,到后期的潘越云、李泰祥、李寿全及张艾嘉等,皆有跟诗人合作的经验,或者我们说,与诗人合作是每位歌手的嚮往。跟夏宇合作的李泰祥,更是颠覆了作词作曲者合作方式,为配合当时一次填词的夏宇,李泰祥重新改曲,只为让整首歌更顺畅,在当时,这可真是个创举,最后《告别》的成功,也让大家对他的决定心服口服。

民歌多好,给了现代人们一个回忆,就像个宝盒一样,每每开启,观赏里头的绚烂,便捨不得关;民歌多好,给了过往人们一个舞台,我们开始了自己的文化、有了自己的根。透过诗与歌的合作,我们更加认同了这个国家,愿意为这块土地下点功夫,不再只是关心自身的小情小爱,而是鼓励着,聆听那一群有思想的青年写下属于台湾的,那些诗,那些曲,也给了我们真正的灵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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